赵敷

浅谈传为苏老泉所作《辨奸论》（蜀党先奉上狗头）

终于被肖战事件折磨得打算写点正经东西了……

话不多说，我们上《辨奸论》流传最广的一段正文：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这大概是鲜少的不对荆公所推新法进行攻击，而对荆公人格进行攻击的文章了，据传是苏老泉所作。关于这篇文章究竟是谁所作，从宋至明一直认为苏老泉所作，而至清代的李绂（康雍乾时代的大儒，清朝的心学大佬）对此在自己的笔记《穆堂类稿》中提出了《辨奸论》为邵氏托名伪作的观点，而后蔡上翔（乾隆时期文人）在自己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中 亦赞同了他的观点，在清末时梁任公撰《王安石传》亦采用了李公与蔡公的考据，在其文章考异中用了大量篇幅来阐述，至今关于《辨奸论》作者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判定。 

笔者在这里将三位先生关于《辨奸论》作者的考据简单的归纳一下，知道的朋友，不知道的朋友，荆公粉和三苏粉走过路过，有空可以看一眼。

首先呢，《辨奸论》最初出自邵子文于南宋绍兴二年开始撰写的《邵氏见闻录》中卷十二，原文如下：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欧阳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劝先生见荆公，荆公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作《辩奸》一篇，为荆公发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

另外有方勺《泊宅编》（编撰时期不祥，多记载元祐至政和年间时，作者  本人的生卒年份亦不祥，难以分辨成书于《邵氏》前或后……）中有这样的记载：于是作《辨奸论》行于世，是时，介甫方作官职，而明允犹布衣也。

可以说苏老泉所著《嘉祐集》十五卷中没有，而是最初出自《邵氏》并载全文，之后绍兴十七年，有人编撰老苏文集，才在附录中添加了《辨奸论》，从时间关系上来看，《辨奸论》出现的确切时间，并没有早于绍兴二年，所以此文真伪，是否为邵子文假借老泉文名而作，就很值得怀疑。

再有便是《辨奸论》文笔，这里笔者为大家贴一段中学生必修文言文：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

老泉大名鼎鼎的《六国论》与上文《辨奸论》对比，言语论调未免有些浅显，不似老泉之作。

最后，从欧阳文忠公与子固先生为老泉所撰墓志来看，两人的文集中均未提及过《  辨奸论》，如若老泉真写此文，为何终北宋一朝，除不知作者生卒年份（  可能卒于南宋初期）的《泊宅编》（编撰年份不祥）中曾提及，直到绍兴二年的《邵氏见闻录》才提到此文。

笔者在此浅谈一下个人的看法，首先摆出自己的态度，我以为《辨奸论》为邵子文之作。

新旧党争在时人眼中，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后来的靖康耻，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的文人将曾经推行党禁并以新法做筏党同伐异的蔡京之流与新法混为一谈，从靖康时的汴京民谣“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也可得见。这这种情况下，假托老泉做《辨奸论》的邵子文先生在《邵氏见闻录》中如是写道便可以理解（理解是一码事，觉得他这个行为像个憨憨又是另一码事……《邵氏》里面荆公相关超级多，子文你是黑粉吗？），而由宋到明，关于荆公新法多数持否定态度，故而不会对《邵氏见闻录》所载，提出质疑。

而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以及对宋学的反思与辩驳，形成了一股考据学风，对于宋人笔记所记载文章及事件进行考证，才会形成对《辨奸论》作者的讨论（感谢李蔡二公与梁任公）。

ps:无关题外话，作者认为粉丝护主心切替正主洗白本可以理解，但是撩人在前，先撩者贱，不要为了给你的正主洗白，而碰瓷先贤，这不会让人理解你和你的正主，只会心生厌恶！做错了事情，就应该低头任打，而不是胡乱攀扯，拉更多的圈子更多的人下水，好浑水摸鱼，粉丝和明星应该是良性的互动，而不是用PUA洗脑来操纵无知粉丝。追星追得痛苦无比，要死要活，就没有追的必要了。